在毛主席看来，最大多数人的共同富裕与避免两极分化，其实是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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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主席看来，最大多数人的共同富裕与避免两极分化，其实是一体两面，是严格的那种一体两面。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允许出现有人坐私人飞机，有人捡垃圾这种极端分化，这当然是对的，可是那么发展到这种程度的对比，本身就是不善的。
说到共同富裕，虽然主体是工农群众，但主体当中的主体其实一定是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也就是说毛主席对共同富裕的设想，从一开始就要以农民作为基本盘的。至于今天我们讲乡村振兴、精准扶贫其实也是一致的，然而一个重大的不同在于，毛主席作为伟大的政治经济学家，他绝不会简单的以一种福利主义的态度单纯要求通过财政转移支付，来提高农民的收入和待遇，这种看法和做法绝不是有机的辩证的。共同富裕，虽然要照顾农民的利益，但他绝不等同于对农民的照顾。
毛主席在论联合政府中有几个读起来磅礴宏伟的排比句，是站在1945年的时间点，对于新政权成立以后如何看待、对待以及安排占人口80%以上的农民阶级的设想和设计：
农民——这是中国工人的前身。将来还要有几千万农民进入城市，进入工厂。如果中国需要建设强大的民族工业，建设很多的近代的大城市，就要有一个变农村人口为城市人口的长过程。
农民——这是中国工业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能够供给最丰富的粮食和原料，并吸收最大量的工业品。
农民——这是中国军队的来源。士兵就是穿起军服的农民，他们是日本侵略者的死敌。
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民主政治的主要力量。中国的民主主义者如不依靠三亿六千万农民群众的援助，他们就将一事无成。
农民——这是现阶段中国文化运动的主要对象。所谓扫除文盲，所谓普及教育，所谓大众文艺，所谓国民卫生，离开了三亿六千万农民，岂非大半成了空话？（1945，《论联合政府》）
这几个排比句是对农民在新政权主体地位的非常精准而坚定的政策认知阐述，每一条都是与农民阶级心连心的。其中与共同富裕关联最密切的是前两条。这前两条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首先，未来三四亿人口的中国农民，其中要有几千万农民转变为城市人口，也就是实现这部分农民的市民化。
其次，尤为关键的是农民不应是补贴和照顾的对象，他作为主体人口应该是发展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庞大的内需拉动力量。从工业化的角度，农民不仅要通过第一产业的劳动来提供原材料，而且还必然成为手里既有钱又同时又有需求的强大内需动力，从而实现强劲而健康的内循环。
这在一开始当然是一个粗线条的设想，可已经非常伟大、非常正确，令人深深佩服的，后来把这样的设想落地的其实是毛主席的人民公社的制度安排。
人民公社绝不只是一个农业合作的制度，它是一个国家实现总体工业化的制度设计。从最终的城市化的角度是要在城市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同时，实现农村的工业化和农村的城镇化。而无论是城市化还是城镇化，都将释放巨大的工业品的消费需求。农民吸收最大量的工业消费品的论述绝不是空穴来风，是有着非常明确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科学性的。
这种城市化和城镇化两条腿走路的设计，最终的结果，是同时有利于最广大的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一种有着强劲内循环动力的国家工业经济，是实现最大多数民众共同富裕的坚强的经济依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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